泰山书院传诵佳话

    信息来源:中华泰山网2017-04-07

  清晨,普照寺内空气清新,弥漫着的还有历史的厚重感。在普照寺碑墙上,那一块块题刻、碑文诉说着无尽古刹情怀。在这8通碑碣中,“任弘业谒三贤祠题诗碑”讲述的是泰山吸引四方士子前来学习的佳话。

  此碑原在五贤祠,1984年移置普照寺碑墙保存,刻于道光庚寅,即道光十年。诗为“谒三贤新祠有感:泰山郁其高,徂徕屹相峙。中有一涧流,潺汨无尘滓。独立对峥鸿,三贤尤未死。况昔讲书堂,遗迹尚可指。清风能感人,康公复葺理。曰余慕前哲,私心常仰止。再拜瞻新祠,向往不能己。想见三先生,谈经共一几。大义发尊王,侃侃如在耳。胜地得重光,赋诗用志喜。贞民系石镌,贻之鲁君子。(庚寅秋日,会稽任弘业题)”

  三贤祠,此祠在唐时代为道教“栖真观”,宋初辟为学馆,后称“泰山上书院”。明嘉靖间祀石介、孙复神像于此,称“仰德堂”,后又增祀胡瑗,改为“三贤祠”;清道光七年,泰安知县徐宗干由奉朱熹、赵国麟神于此,遂称“五贤祠”。五贤祠曾毁于文革,2000年修复,现分为东西两院,东院为祠,西院为讲书堂。

  书院是我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形式,起于中唐,成于晚唐,盛于宋元,推广于明清,并延续到近代。泰山处于儒家开山鼻祖孔子的近邻,其古近代书院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,有其鲜明的特色。泰山书院,又称泰山上书院,是“宋初三先生”胡瑗、孙复、石介读书讲学的地方。

  泰安市和圣柳下惠研究院副院长马东盈在参加2011年国学论坛时谁介绍,北宋初年,长期战乱造成文化凋敝,教育荒废,亟待重新整顿。统治者鉴于唐朝教训,对外妥协,对内加强中央集权,限制武将,擢用文臣,通过科举选拔大批下层文人充实官僚机构。在这种大背景下,各地兴起了一些集教学、研究于一体的民间私学——书院。号称“四大书院”的庐山白鹿洞书院、河南应天府书院、湖南岳麓书院、云南石鼓书院开风气之先,各地起而响应,一时盛况颇为可观。泰山书院便在此一时期出现。当时,范仲淹的门生孙复、石介、胡瑗为弘扬儒学,来泰山创办了书院,其规模虽不及名的“四大书院”,但对当时促进泰山乃至山东地区的学术发展,培养人才,改变民风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孙、石之后,泰山兴办书院之风不绝,如明代李汝桂的育英书院、宋焘的青岩书院、清代赵国麟的泰山书院、徐肇显的徐公书院、许莲君的怀德书院等等,无一不打出泰山书院的旗帜,使古老的泰山书院成为一方之望,泰山的文化地位大为提高,四方士子纷至沓来,成为泰山文化史的一段佳话。

  泰山书院是北宋初年建立的山东境内最早的、最为着名的书院之一。当时的泰山书院,一方面通过与社会名流和地方名士的交游来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,以此打出书院的名号;另一方面,也通过招收学徒、开展学术交流,在讲学方面做到精进。而且,一些优秀的学士,还被推荐进入仕途,效果非常明显。对于儒学的复兴、人才培养、教育普及等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,在宋代乃至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而且,无论是其办学思想还是办学形式,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。

  此外,马东盈介绍,书院的发展,与本地儒学传统、私学发达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书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在从泰山书院看,便能得出明确的结论。而书院的恢复与发展,往往借力于前代名人遗泽之地。作为儒家先驱的柳下惠,他当年的柳下书堂成了后世念念不忘的“圣迹”。如今,书堂及碑刻均已不知所在,但和圣教化,故里犹存。新泰羊公祠书院也是一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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