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帝王巡游可以说是整个泰山、同时也是整部中国游览史的开篇之作。从《诗经·鲁颂》“泰山岩岩，鲁邦所瞻”的诗句看，早在西周时期，泰山就已成为人们向往、瞻仰、游览的胜地。至清嘉庆年间，《泰山种柏树记碑》已明确地称：“泰山，天下之大观，非独鲁所瞻也。”数千年来，“五岳独尊”的泰山代代不已吸引了人类的脚步，可以形象地说，石刻就是先人们留下的忠实脚印。尽管他们的登山怀揣着不同的想法，虽然他们可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游客，但是他们却实实在在地走进了泰山的游览史。

泰山现存石刻6000余处，一部泰山游览史就在这数以几千计的石刻中生动展开，后来的游客凭借“鸿爪雪泥”，可以一窥前人游山的心迹。正如唐玄宗在《纪泰山铭》文中所言：“磨石壁，刻金记，后之人听词而见心，观末而知本。”

1.帝王重臣封禅祭祀

在岱顶玉皇庙内西北角，有一块乾隆庚寅年(1770)重镌的“古登封台”石碑，它表明此地就是古代帝王登封泰山祭天的地方。“封禅”是泰山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，它是古代帝王与天地沟通的重要典礼。所谓“封”，即在泰山上筑坛祭天；所谓“禅”，即在泰山下一小山扫除祭地。古代君王在泰山行封禅之礼由来已久。据《尚书·舜典》记载：“岁二月，东巡狩，至于岱宗。柴，望秩于山川。”帝王巡狩是封禅的前身，它源于先民的自然崇拜和朴素的泛神论思想。公元前651年，齐桓公称霸，会诸侯于葵丘，而欲封禅，宰相管仲曰：“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，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。”(《史记·封禅书》)他所列举的12位君主是：无怀氏、伏羲氏、神农、炎帝、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成王，“皆受命后得封禅”。有确切文字记载、有石刻为证的帝王封禅活动始自秦始皇。秦《泰山刻石》始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(前219)，后又加刻二世诏书，均为丞相李斯篆书。刻石现存10个残字，为泰山现存最早的石刻。从刻辞看，始皇帝“亲巡远黎，登兹泰山，周览东极”，旨在“本原事业，祗颂功德”。汉武帝自元封元年(前110)三月起，连续8次登封泰山，并令人刻上石立之泰山巅。刻石已没，但应劭《风俗通义》却著录了石刻铭文：“事天以礼，立身以义，事父以孝，成民以仁。四守之内，莫不为郡县，四夷八蛮，咸来贡职。与天无极，人民蕃息，天禄永得。”唐玄宗于开元十四年(725)登封泰山，次年御制御书《纪泰山铭》，刻于岱顶大观峰石壁上。铭文称：“朕统承先王，兹率厥典，实欲报玄天之眷命，为苍生之祈福，岂敢高视千古，自比九皇哉。故设坛场于山下，受群方之助祭，躬封燎于山上，冀一献之通神。斯亦因高崇天，就广增地之义也。”他的用心在于“道在观政，名非从欲”，所以他要“铭心绝岩，播告群岳”。这与秦始皇的“祗颂功德”就有了高下之分。宋真宗粉饰太平，兴师动众，于大中祥符元年(1008)十月来泰山行封禅之礼。在《述二圣功德碑》中，他称：“疆场以宁，干戈以息，风雨以顺，稼穑以登，无震无惊，既庶既富，皆天之赐也，岂朕之功欤?”有关清高宗乾隆，近人马宗霍在《霎岳楼笔谈》中称：高宗“栖情翰墨，纵意游览，每至一处，必作诗纪胜，御书刻石，其书圆润秀发，盖仿松雪，惟千篇一律，略无变化，虽饶承平之象，终少雄武之风”。在中国古代帝王中，乾隆到泰山的次数最多。从乾隆十三年(1748)到五十五年(1790)，他前后驻跸泰安1O次，6次登临岱顶，8次驻跸灵岩，凡题诗274首，至今泰山尚存乾隆帝题诗刻石58处，灵岩尚存27处。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来泰山，不为封禅，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游山玩水。从他在泰山的题诗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在泰山的游览是深入的，甚至人迹罕至的后石坞、莲花洞也留下了他的足迹。在历代来泰山的帝王中，乾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客。

2.文人名士登临抒怀

中国历代文人在名胜古迹题刻诗词的风尚，长盛不衰。泰山为“天下名山第一”，更成为他们题刻的密集之处。有关泰山的诗文石亥IJ，大多虽非题咏者亲笔所题，却向世人展示出了原作者在泰山的寄托与情怀。明代《泰山志》说：泰山圣迹，孔子称首。”孔子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。明人立“孔子登临处”石坊以志之。坊联曰：“素王独步传千古，圣主遥临庆万年。”只可惜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柱联被镌毁。在游人眼里，镜毁行为本身成为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。岱顶天街东首、望吴圣迹坊北去为孔子庙。清代泰安知县徐宗干题联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可以语上也；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宜若登天然。”在这里，孔子与泰山是两座高峰，孔子就是泰山，泰山就是孔子。岱庙汉柏院东墙上，镶有明万历年间所刻的《汉张衡题诗碑》。诗中说：“我所思兮在泰山，欲往从之梁父艰，侧身东望涕霜翰。”诗的本意也许是以泰山、梁父作比，形容仕途的艰辛。但如果像注家所说，这里的“泰山”是指皇帝，“梁父”是指小人，亦足见泰山在张衡心中的崇高地位了。曹植自称“我本泰山人”，他对泰山的感情是深厚的。从汉柏院东墙上、明万历年问镌刻的那块《魏曹植题诗碑》中的诗句“晨游泰山，云雾窈窕。忽逢二童，颜色鲜好”看，曹植眼中的泰山俨若仙境，是他灵魂的故乡。李白、杜甫是中国诗坛的“双子星座”。“诗仙”李白“五岳寻仙不辞远，一生好人名山游”，他于天宝元年(742)来泰山，赋《游泰山》6首。此前李白与孔巢父等文人雅士曾隐于徂徕山中，时称“竹溪六逸”。徂徕山有“独秀峰”刻石，传为李白手书。岱庙遥参亭立有李白《游泰山》6首诗碑，为日本著名书法家柳田泰云所书。“诗圣”杜甫于开元年间漫游齐鲁，登泰山，留下了妇孺皆知的《望岳》诗。泰山上下，书写《望岳》诗的石刻有多处，其中吴大潋的篆书、铁保的楷书、何人麟的草书堪称佳制。

3.儒释道俗朝圣祈福

泰山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儒释道三位一体。儒家与道教、佛教三家在泰山有摩擦，但更多的却是相安相融，亲密无间。孔子不是神，但是岱顶却建起了孔子庙，与碧霞祠比邻而居。孔子崖上的刻石干脆称“泰山为岳中之孔子，孔子为圣中之泰山”。经石峪有一块“经正”刻石，为明万历六年(1578)都御史李邦珍所题。题刻者以儒家正经为正宗。以佛家经典为邪道，崇儒贬佛，要以“圣经反之”的用心昭然若揭。“佛法自西方来，天下名山胜境化为道场，兴废因缘自有时运”。佛家在泰山主景区相对处于劣势，但在岱阴、岱麓却站稳了脚跟。位于岱阴深处的玉泉寺又名“谷山寺”，寺内立于金泰和元年(1201)的《谷山寺记碑》和立于(1250)的《重修谷山寺记碑》，连贯地记载了该寺半个世纪的兴废历程。“初寺之未基也，惟意以荒之；既基矣，惟宁庐之；既庐矣，惟朗增而广之；既广矣，惟崇又文而弘之”，薪火相传，代代不已。普照寺是泰山前怀的一处古刹，寺内《重开山记碑》记载，明宣德年间高丽僧云公满空禅师登泰山，始建竹林寺，后见“普照禅刹颓零既久，乏人兴作”，禅师遂“驻锡禁足二十余载”，“鼎建佛殿、山门、僧堂。伽蓝焕然一新，宇内庄严，绀像金碧交辉”。道教在泰山占据主导地位，这且不说岱庙、碧霞祠，就以地处偏僻的三阳庵来看，立于明万历元年(1573)的《建立三阳庵记》碑记述了全真道士王三阳“率其徒云山昝复明霞游岱岳，卜地修真”，建立三阳庵的始末。据称庵成之日，“云雾昼暝，大雨如注，石轰迅电，蛰龙震起，遂成池，水甚清冽”，而王三阳亦“羽化登真”，亦真亦幻，神气活现。明清时期，大规模的朝山进香活动兴起，长盛不衰。据明万历二十年(1592)所立《东岳碧霞宫碑记》载：“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，贫者愿富，疾者愿安，耕者愿岁，贾者愿息，祈生者愿年，未子者愿嗣，子为亲愿，弟为兄愿，亲戚交厚，靡不交相愿，而神亦靡诚弗应。”既然碧霞元君法力无边，有求必应，善男信女于是“咸奔走元君，近数百里，远数千里，每岁办香岳顶数十万众”。红门小碑林20余通万古流芳碑对香社香众的捐袍建醮、进香等现象做了生动的记载。清光绪十八年立《茌家庄结会记碑》称，各地“结会以祀岱岳，每值春时，偕众登临。供香仪，敬神如在；备宝马，祀事孔明。岁岁如常，而靡或废焉”。清光绪十九年立《城东合山会记碑》亦记载：“届青阳之月，仕女云集，香火载道，或一社数十人，或多至百余人。”光绪十四年刻立的《邹邑李正咸等题名碑》就明确称泰山“此非特齐鲁所瞻仰，是举世所敬重者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