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书意造 各领风骚——宋、明、清的书法艺术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风，董文敏称：“晋人书取韵，唐人书取法，宋人书取意。”唐人把“法”推向了极致，宋人就极力在“意”字上下工夫，强调书法对气质、趣味、情感的抒发和宣泄。书家借书法“怡情”、“言志”。强调以形写神。追求“似与不似之间”的“写意”风格。以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为创作思想，以“气韵生动”为审美准则。终于使宋代书法摆脱唐人重法、重式的拘束。而进入了“尚意”的书法王国。

泰山岱庙宋代碑刻较多，如《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》、《大观圣作之碑》、《青帝广生帝君赞碑》、《大宋封祀坛颂碑》、《天贶殿碑》、《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》。其中，以宋《大观圣作之碑》艺术水平较高，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1.宋《大观圣作之碑》与“瘦金体”

宋徽宗赵估，治国荒唐，但书画颇工。他独创一体，自名曰“瘦金书”。宋徽宗的书法先学初唐薛稷、薛曜兄弟(薛氏均师其舅褚遂良)，后又学同时代书家黄庭坚。徽宗信奉“书贵瘦硬”的古训，用笔源于薛氏，结体笔势取法于黄，将他们清瘦恣纵的特色加以融贯，又吸取画坛前辈的笔法，并揉人工笔院体画的勾线功夫，创造出新体楷书“瘦金体”，亦称“瘦金书”。徽宗所作楷书瘦金体笔道瘦细有弹性，运笔挺劲犀利，具有秀美洒脱的风骨。其结体特点为抑上扬下、抑左扬右。笔画尖削，行笔细劲，尾钩锐利。横竖起笔如利切人，撇捺的末端如竹叶形。整体感觉剑拔弩张，斩钉截铁，体现出运笔的力度并具有行书的舒畅风貌。字体多呈长方形，上半部紧凑，重聚散，右下部多开张，圆满秀丽。这种中宫内收，四面开张的字体造型，带有一种锋锐迫凑的强烈感及明显的飞动效果。并把长锋狼毫的弹性及提捺强调到突出地位。通篇则重法度，写作态度一丝不苟。

严格说来，历史上许多以皇帝的身分而为书法家者，大多是徒有书法家的虚名。而作为北宋皇朝的第8代皇帝的徽宗赵估，即使他未曾贵为天子，其所自创的“瘦金体”也足以使他在书坛上名垂后世。

泰山《大观圣作之碑》是“瘦金体”代表作，其特点在于：“点画瘦劲冲融，粗细殆无变化。细细审视，每一个字都有其一二纵笔作全字的主笔，只是长横的末端多加顿挫，悬垂之势的竖画末端，亦如是。其捺笔的末端则呈柳叶状。这些，均为赵佶“瘦金体”的特点，“瘦余体”的结字造型遵循抑上扬下，抑左扬右、抑内扬外的一般结字原则，但方口形的字和偏旁如“口”、“里”、“昆”、“皇”、“东”等，一般呈偏状，取横势；而“月”“目”、“日”竖画长横画短的字则格外强调竖画的纵势。这样的结体，恰恰由瘦劲的线条所构成，遂显出其清越绰约的风流姿态，挺拔脱俗的儒雅神采。

“瘦金体”虽是楷书，但运笔却不斤斤楷书绳墨，其中许多笔致实际上已是行书的风神，其运笔的速度较疾利，因而“瘦金体”在气韵上给人以舒畅流丽的感觉。

金代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党怀英，自幼勤奋好学，至二十多岁时，因“应奉不得意，遂略世务，放浪山水之间”。他隐居徂徕山，自筑“竹溪庵”，读书吟诗，著《竹溪集》三十卷。至今，徂徕山上竹溪庵遗址犹存，庵旁有党怀英篆书“竹溪”二字石刻。他工书法，尤擅籀篆，现存书刻有《天封寺碑》、《谷山寺碑》等泰山周围石刻百余处，以及孔庙中“杏坛”碑刻等。

2.明《玄帝宫碑》与“台阁体”

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，书坛沉寂。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，大展雄才，复兴文化，诏求四方善书之士，授中书舍人，书法始兴。尽管如此，但独具个性的书法家不多。经过100多年的发展，至明中期，经济发展，社会安定，都市繁荣，书法也出现了一个新局面，涌现了一批雄视当代的书法名家。祝允明、文征明、王宠是明中期的杰出代表，为后世称颂，引为楷模。明末东平《玄帝宫碑》继承余绪，足可称道。

《玄帝宫碑》是明万历丙辰进士、里人宋祖舜重修玄帝宫后，由朝中内阁史官福建仙游人顾有初书丹的一通行书碑。是碑形体高大，叙事详备，书法遒美，对研究地方人文景观，填补明代刻石书迹有重要价值。

宋祖舜，山东东平人，万历丙辰进士，《明督抚年表》称“巡抚郧阳”。崇祯八年《郧阳志》载：“祖舜，东平进士。崇祯八年代(卢)象升。”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载：“崇祯九年三月甲戌，抚治郧阳宋祖舜削籍。”书者顾有初，《仙游县志》无记载，详情无考。

《玄帝宫碑》，在山东东平戴庙乡，明崇祯十一年(1639)正月立。碑心288厘米，宽110厘米。文行书阴刻25行，满行61字，现存1241字，字径3厘米。有圈点句读，整体看来，非后人所加，为历代碑刻不多见。额高45厘米，篆书阴刻“新建登贤乡玄帝宫记”9字，字大9厘米，有三国吴《天发神谶碑》面貌。碑之左下角署有镌刻者“金山石匠徐应祯镌石”字样，楷书，与碑文非一人所书。

纵观此碑，形制雄伟，文词质朴，书法遒劲婉美，镌刻精致，有《圣教序》、文征明、董其昌书风。晚明随着王铎、张瑞图、黄道周等书家的出现，书风有规整变为恣肆，而《玄帝宫碑》却依然保留着规整的风范又却不失萧散简远的“二王”风韵，是研究明代历史和镌刻艺术的重要资料。此碑由于泥土淤积，几埋地下，但字口清晰，皆可认读，拓本完整，是明代行书的精心之作。

《玄帝宫碑》字体修长，中宫紧凑，与当今书家启功先生的“黄金格”理论十分吻合。从古希腊到近代，许多国家的美学家都认为这个比例在造型艺术中有美学价值，故称黄金分割率。在工艺美术领域设计长和宽时常用这个比例关系。《玄帝宫碑》中的字就符合这一黄金分割率。《玄帝宫碑》的纵横之比也多是8：5为此，《玄帝宫碑》采取了收缩撇捺(如“登”、“东”)、收缩钩笔(如“色”、“记”)、纵势放开等方法。如“乡”字左中右结构紧密。仍然修长：而“概”字采取了上下结构的别体写法。

《玄帝宫碑》的横画一般不长而竖画放纵。如“田”、“吾”、“里”字分别收缩了上中下横；“世”、“两”、“内”字竖画多于横画，一般多取横势，而却收横纵竖。值得指出的是，《玄帝宫碑》中的许多字，在连笔中变横为斜，使行气更加贯通。如“体”、“龛”均为7个横画，这里却看不出横势来；“况”字连竖弯钩三横，在这里却以斜线为主。

人们喜爱颜真卿书法，除爱其人品刚正不阿以外，还爱其书法端正，特别是他中后期一的楷书，端严大方，凡口框皆成倒体形，划一条中线对折起来几可重合。《玄帝宫碑》中的许多单字，既有二王萧散简远气韵，同时，又有颜鲁公端严庄重气象，凡带口框之字，大都相向成势，对仗构字。即便是欹侧之字也能通过笔画的巧妙布局而使之端正。如“觉”字末两笔，曩撇笔取欹势，而弯钩作平挑，对稳定重心起到了较好的作用。

明代各朝皇帝，大多喜好翰墨，热心于文艺雅事，并开设文华堂，以临习“二王”行草书为主。帝王的兴趣造成了明初重书之风，特别是明代一些皇帝崇尚法帖，刻帖盛行，遂使帖学发展空前。到明后期，科举取士重书法，且以欧、赵为标准，因而常见的书法多工整雷同，形成了所谓的“台阁体”。“台阁体，，发扬光大了唐宋以来直到元末明初的习书法度，并将其提到规范时风上来。许多书法家遵循“成法”，从而保证了这一时期书法艺术家对书法意趣整体上的把握。加之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多擅长写行书简牍，优秀之作几乎超越元代，直与晋唐伦比，此所谓“简牍之美，几越唐宋”。

对此，后人多有微词，以为“台阁体”、“乌方光”，了无生气。其实不然，从总体上看，明代书法的大格调是一种平静的格调，上承帖学风气，使明代书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一个守成守法的时代。其实“守法”无可非议，恰是习书正途。特别是在时下忽视临帖。急功近利，一味创新，张扬个性的情况下，应当大力倡导临帖之风。正如文怀沙先生所说，书法要有法。就像游泳，首先必须要在水里。如果参加奥运会，人家在水里，你却在岸上跑，那不行。下水也要有规范，参加蛙式游泳，突然来两个“狗刨”，那就取消你的比赛资格。习书也是一样。从唐初开始，欧、虞、褚几位大家都是很讲法则的。纵观中国的书法，是从共性走向个性，那么个性写到一定程度走不通了，没有出路的时候，就向共性去学，向碑帖学习。如此周而复始。

《玄帝宫碑》点画精到，结构工稳，章法蕴藉，具有明代典型的江南书风，几乎无懈可击，写得很好。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习书入门之处。唐孙过庭《书谱》云：“初学分布，但求平正；既知平正；乃追险绝；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。”初学书法先找一个比较规范、技巧意识比较完整又变化不太大而方便入门的字帖学习，对初学者是有好处的。这种在技巧上的完备，足以使初学者认真效法。

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是满族统治下的政权。如果把清代书法分成两个时期的话，那么顺治、康熙、乾隆为前期，即帖学期，泰山众多的乾隆书迹可见一斑。嘉庆道光之后为后期，即碑学期。碑学在清代的兴起，成为“书道中兴”的标志。它依托金石考据之学的先导作用，借助两周金文、秦汉刻石、六朝墓志和甲骨文字的大量出土，以及阮元、包世臣、康有为等人在理论上的极力倡导，书法从温润闲雅转向高古质朴，以复古为形式，进行内涵的新突破，帖学由盛及衰，碑学勃然兴隆，以致于在清代晚期，碑学广泛覆盖整个书坛。从清代书法发展的历史来看，虽然碑学与帖学差异明显，但并非碑学为爆而帖学绝唱，事实上两者对立统一，交替影响，相互促进，共同发展。不但并生了画家兼书家的怪才、篆刻家兼书家的专才，而且出现了出入碑帖、兼容并蓄的全才。书坛呈现出不同流派、不同风格争奇斗艳、盛况空前的繁荣景象。阮元、包世臣、康有为是碑学代表人物，泰山康有为题刻足可为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