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篆之精 古今妙绝——秦《泰山刻石》

泰山地区的书迹可以上追到商周时期，据清代学者许翰《周杞伯敦铭跋》记载，新泰曾出土杞器十余件，收入《山东金文集存》。而作为石刻文字，有正史记载的首推秦《泰山刻石》。也有人认为，《石鼓文》是现存最早的秦人石刻文字，且早于秦《泰山刻石》，是秦小篆的源头。但那仅仅是推断。秦《泰山刻石》才是泰山也是中国正史记载并有实物、拓片的最早刻石。秦《泰山刻石》以其政治地位、文字地位、书法艺术地位之显要，被历代历史学家、文字学家、书法家封为圭臬，号称“天下第一刻”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的先秦书法，是中国书法的萌芽时期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林立，列国争雄，书法出现了因地域而异的风格特点。秦灭六国后，国家一统，随之统一文字，创制小篆。此间，始皇帝5次东巡，并在峄山、琅琊、芝罘、东观、竭石、会稽7处立石刻辞，歌颂统一和治理国家的功德。秦二世即位后，认为始皇巡行能示强威服天下，便效法始皇，于二世元年(前209)春天，也东行郡县，在始皇所刻诸石上增79字，说明刻石所颂功德归于始皇。秦《泰山刻石》，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(前219)，原石现仅存10个残字。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文字改革运动，它在大篆籀文的基础上，熔铸出小篆新体，并以政令手段在全国推行，同时废除六国原来的文字。此举为统一中国古文字做出了重大贡献，其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。《泰山刻石》正是秦篆的典型原貌。   

秦《泰山刻石》存世拓本之最早、字数最多者，为明安国旧藏宋拓165字本，今在日本，世人称之“安国本”。据今人潘德熙先生研究，此本与明拓29字本、现存10字残石，为一块刻石，是当今研究李斯小篆的最好范本。

秦《泰山刻石》是秦代“书同文”的历史见证。小篆是“书同文”政策的产物。马宗霍《书林藻鉴》云：“周之季世，分为七国，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。秦并天下，李斯乃奏同之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，于是书体乃定于一，所谓秦篆是也。”在大篆的基础上加以“省改”，将六国文字以整齐划一、规范定型的小篆统一起来，表明秦人文字的象形意识已大大减弱。按抽象的形式规律把大小繁简不同的文字变为已不辨其形的符号，是秦人文字造型意识、审美意识的一次大飞跃：对线的匀整美、文字排列的统一美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文字形象性的关注。

秦7处刻石，原石已大多不存在了。目前尚存的有两块，即《琅琊刻石》，现存87字，字迹已残泐模糊，除首行5字外，余为秦二世诏书。能够供人们研究和临摹的秦小篆也只有秦《泰山刻石》的“安国本”了。

对于李斯小篆和秦《泰山刻石》，历代史家、书家、书法理论家评价甚高，多所推崇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序》曰：“秦以法治，事须明白，古文易乱，不得不废。”唐李嗣真《书后品》曰：“李斯小篆之精，古今妙绝。秦望诸山(指《会稽刻石》)及皇帝玉玺，犹夫千钧强弩，万石洪钟。岂徒学者之宗匠，亦是传国之遗宝”唐窦泉《述书赋》曰：“斯之法也，驰妙思而变古，立后学之宗祖，如残雪滴溜，映朱槛而垂冰，蔓木含芳，贯绿林以绳直。”唐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，列李斯小篆为“神品”，赞之“画如铁石，字若飞动”，“长风万里，鸾凤于飞”；称其书法特点为用笔“骨气丰匀，方圆绝妙”。元朝的郝经《太平顶读秦碑》则称：“拳如钗股直如筋，屈铁碾玉秀且奇。千年瘦劲益飞动，回视诸家肥更痴。”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秦刻石艺术特征的典型概括。

秦《泰山刻石》笔法严谨，无论是横、竖、弧、环，都力求做到“藏头护尾，力在字中”，“圆笔属纸，笔心常在点画中行”。几乎所有线条粗细一律，骨力停匀，所谓笔笔中锋，形如玉箸，圆转活通，曲直合度。

字法特征突出。体态呈长方形，间架匀称。笔画分布均衡，端庄典雅而又不失流畅飘逸。横竖之比大概为5：8，基本符合黄金比例，也就是直立的一个半方块字，匀称而美观。独体字的结构上紧而下展。如“臣”、“金”、“石”等字，有时相反，上展下紧。这种重心有意的上移下调，显得秀逸飘洒，婀娜多姿。合体结构，顾盼有致，上下结构，轴心垂直，重心稳实；左右结构，相互揖让，疏密相间，既平稳又显变化。

章法纵横有序。纵有行，横有列。字距行距仿佛，但取纵势，显得森严端庄，颇具庙堂之气。这种风格，从深层次上讲，应是经五百多年战乱结束后，人们渴望安定思想状况和精神风貌的一种反应。

小篆作为官方文字只使用了十多年，但其影响是久远的，至今篆书仍然列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五大书体之一。小篆作为一种书体，贯穿和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史。

篆书发展到汉代，在构形上与秦小篆基本相同，故在文字学上属于小篆的延属。但是，汉代的通用文字是隶书，汉篆用笔不像秦篆那样严谨不苟，形体以方正为主，较多地表现出一种凝重端庄的情调。汉篆碑额比较具有风格的是《张迁碑》额。另外，以篆取势，以隶用笔，创造出新面貌的有三国孙吴《天发神谶碑》，篆隶相参，用笔方折劲峭，气象十分奇伟。

唐代是一个重法的朝代，对李斯小篆极为推崇，备加赞美。唐篆笔画停匀，圆浑而遒健，人称“玉箸篆”，出现了李阳冰等有突出成就的书家。李阳冰自称“斯翁之后，直至小生”。李阳冰篆书，得大篆之圆，取小篆之柔，结体修长，圆活姿媚中不失瘦劲芝神，表现出华美清丽的旨趣，被后世推为唐代第一。

宋、元时期在风格上多因袭李斯、李阳冰两家。同时以枯笔秉豪来写“玉箸篆”是为创新，涌现出了郭忠恕、赵子昂、吾丘衍等篆书大家，以赵子昂成就为高。

明人篆书，仍师法斯、冰，但也有像赵宦光那样的印学家，开始多方面汲取滋养，追求新的书风。清代随着文人篆刻的兴起，使一些有见识的印人注意到篆书对于篆刻的本源地位，开始深入探索六书，将篆书作为印学的重要内容来倡导研究的风气渐兴。

篆书书法的再度异军突起并出现个性化的趋势，是在清代乾嘉以后，文字考据学日渐昌盛，金石家纷纷以研究《说文》及青铜器、刻石文字，并以习篆为尚。清前期著名篆书高手仍崇尚斯、冰，媚秀圆活，清雅可人。以王澍、钱坫、段玉裁、陈鸿寿等人成就为高。嘉道以后，碑学大盛，篆书一道的取法范围扩展到石鼓、瓦当、碑额等多种金石遗文，新书风蔚然兴起，其中以邓石如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。邓篆摒除秉毫旧习，以隶法作篆，自在松动，笔墨情趣在线条中获得丰富的体现，形成奔放雄厚而不失浑厚朴茂的新面目。其后吴熙载、孙衍、徐三庚等，都受邓氏篆书启导而各具特色。徐三庚则参人《天发神谶碑》笔意，生动飘逸。晚清赵之谦、吴昌硕两家，又辟新径。赵氏以邓体为本，融汇《祀三公山碑》、《天发神谶碑》及汉碑额篆体势，参用方笔，结体紧结婉约，线条爽利流美。吴昌硕初以《峄山碑》为宗，且得杨沂孙篆法，后专攻石鼓文，但善于化古为我，强调笔墨和抒情意趣，发力求势，意境古雅，用笔轻重枯润，变化有致，极为凝重苍古。晚清工于篆书的还有吴大潋、杨沂孙等，皆能运以己意，独树一帜。吴大潋(1835—1902)取法李斯，中年后又参以金文笔意写小篆，结体微方，笔画劲挺，在整洁之中蕴涵金石气质。在泰山有多处吴大澂的篆书题刻。烈士纪念碑北约230米盘路西侧石壁上，刻有吴氏书《望岳》诗，是秦《泰山刻石》的一路。斗母宫北约50米的自然石上，刻有《汉镜铭》，比较泰山石刻，体宽，有大篆意。斗母宫北约80米石壁上，刻有吴大潋临秦《琅琊台刻石》。另外，中天门还有大篆体“虎”字，五松亭有小篆体“秦松”题刻。

自秦以降，通过历代自成家数的篆书艺术家的辛勤探索，博学约取，取精用宏。创造出既重视传统，又注重个性表现的一代书风。篆书虽自秦以来未能以官方文字作为主导字体通行，然习篆者代不乏人，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光照千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