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始皇刻辞)

  皇帝临立(位)，作制明法，臣下修饬。

  廿有六年，初并天下，罔不宾服。

  亲巡远黎，登兹泰山．周览东极。

  从臣思迹，本原事业，祗诵功德。

  治道运行，者(诸)产得宜，皆有法式。

  大义著明，垂于后嗣，顺承勿革。

  皇帝躬听，既平天下，不解于治。

  夙兴夜寐，建设长利，专隆教诲。

  训经宣达，远近毕理，咸承圣志。

  贵贱分明，男女体顺，慎遵职事。

  昭隔内外，靡不清净，施于昆嗣。

  化极无穷，遵奉遗诏，永承重戒。

(二世诏书)

皇帝曰：“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。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，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，不称成功盛德。”丞相臣斯、臣去疾、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：“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，因明白矣。臣昧死请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

秦泰山刻石现存十残字拓本局部

[说明]

此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公元前219年）,是泰山现存最早的刻石。据宋刘跳动跂《秦篆谱序》记载，原刻铭文22行，满行12字，凡223字，字径6.1厘米。前12行为始皇刻辞，计144字；后10行为二世诏书，计79字。相传皆丞相李斯篆书。现仅存二世诏书中的10个残字，被书界视为珍宝。由于年代久远，风雨剥蚀及人为破坏等原因，至明正德以后，此石曾经几移其所，面目全非，铭文也仅个子二世诏书中的29字。且在此石毁坏之前，金石学家只着重其字数、行数、及铭文的著录，而对立石原址、立石的全体形制等，缺乏确切记载，致使后人说法不一。清代以后，又有人对现存秦刻10残字的真伪提出异议，至今未有定论。兹根据有关记载，将有关问题详细说明如下。

秦泰山刻石原址，清初顾炎武《日知录称“在玉女池上”，乾隆间聂剑光《泰山道里记》亦称“秦篆刻石先是在玉女池上，后移置霞元君祠东庑”，后人多以此为真。所谓在玉女池上，即在玉女池旁；上，方位词，边畔之意。玉女池之称，历史上所指不一，据《文献通考》记载，原玉女池在碧霞祠正殿元君神龛之下，池旁原有玉女石像，泉流素雍而浊。宋真登封泰山时，泉流忽涌，清澈可鉴，宋真宗诏刘承珪易石像为玉像，并砻石为龛。宋真宗封禅泰山后，就垢玉女像址建碧霞祠。将玉女池掩于正殿龛座下，原玉女池遂废。后人又把碧霞祠西墙外之水池复命名为玉女池，顾炎武、聂剑光所说的玉女池皆指此。其实秦泰山刻石原址不在玉女池，只是有一段时间曾流落至此。

①秦泰山刻石原址的具体位置，在贷顶无安碑南下约18米的去封号碑亭处。其主要依据有三：

其一，从去封号碑碑阴赞文的内容可以看出，碑亭的位置就是秦泰山刻石原址。去封号碑，重立于明万历二十三年。此处原为一小土丘，俗称始皇封禅台，北距无字碑约18米，南距唐摩崖约20米，与玉皇庙山门、无字碑恰处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。1983年春，文物工作者对土丘进行清理，结果发现不是封禅台，而是一座被建筑垃圾埋没的明代去封号碑亭。亭残高3米，四面以石为墙，长宽皆3米。四面有门。亭盖已残，形制无考。亭内并立二碑，皆高130厘米，宽63厘米。西碑之阳重刻洪武《祭祝文》11行242字，碑阴刻济南分守参政汪应蛟撰赞文12行277字。东碑之阳重刻洪武御制《去封号碑》铭文ll行248字，碑阴刻山东布政使司左参议邵以仁撰赞文12行224字。碑阴的两则赞文内容雷同，说“封禅非古”，“非帝王之盛德大业”，“加王帝号不经益甚”，赞扬太祖高皇帝“力洗陋制，谢封禅不议”，“鸿谟卓越千古”。声称“汉碣秦碑曷其比数”，“此碑立，秦碑不足数。”其字里行间，无不透露出以此碑取代秦碣之意。朱元璋御制二碑，皆于洪武初立在岱庙院内，且碑身高大，气势磅礴，其雄伟足以胜过秦碣。事过200多年后，汪应蛟为何又刻小碑于岱顶，并声称“此碑立，秦碑不足数”呢?度其原因，无非是有意刻此碑立在秦刻石原址，以取代业已残毁的秦碣，给后代留下秦泰山刻石原址的信息。汪应蛟的“此碑立，秦碑不足数”，一语道破了一个重大历史疑案，去封号碑亭所在的位置不是一般场所，也不是秦封禅台故址，而是秦泰山刻石原址。

其二，去封号碑亭的位置，与马第伯《封禅仪记》记载的始皇立石位置相符。马第伯是东汉光武帝登封泰山的侍从官，他自称在光武帝登封泰山之前，与70人先上山视察封禅设施。他记载说：

“早食上，晡后到天门。郭使者得铜物。忽涌，铜物形状如钟，又方柄有孔，莫能识也，疑封禅具也。得之者汝南召陵人，姓阳名通。东上一里余得木甲，木甲者，武帝时神也。东北百余步，得封所，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，汉武在其北。二十余步得北垂圆台，高九尺，方圆三丈所。台上有坛，方丈二尺所，上有方石，四维有距石，四面有阙。”

马第伯所称“天门”，即今南天门；所称“木甲神”之所，即今碧霞祠；从南天门至碧霞祠为540米，与马第伯所称“东上一里余得木甲”符合。所谓“封所”，是指“光武帝封禅台”之所，在今岱顶玉皇庙山门附近。碧霞祠至此为144米，与马第伯所称“东北百余步(约合l38.6米)得封所”相合。所谓“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”，是指秦泰山刻石和无字碑在光武帝封禅台(玉皇庙山门附近)的南方。去封号碑亭正好处在玉皇庙山门正南约30米处，且与无字碑、玉皇庙山门处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。

其三，按秦汉古制，去封号碑亭所在的位置，就是秦泰山刻石原址。由马第伯《封禅仪记》可知，秦汉封禅台都在极顶玉皇庙院前后，其形制大体一致，皆因山就势而建台，台为圆形，上有方坛，方坛四角有距石，四面有阙。光武帝封禅台在玉皇庙山门附近，汉武帝封禅台在玉皇庙院最北沿，台北沿为高约l0米的半圆形悬崖。始皇封禅台在极顶最南沿，台南沿为高约20米的半圆形悬崖。笔者认为，这半圆形的悬崖就是封禅台，其形势至今可见。悬崖下以南为一小片平地，崖基以南约七米处为去封号碑亭。马第伯称“始皇立石在其(玉皇庙山门)南，而具体位置未确切指明。但汉承秦制，我们可以根据汉代的有关记载加以确定。据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记载，光武帝封禅泰山之前，“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，议封禅所施用”。对封禅坛的构筑、玉牒玉检的尺寸和刻辞碑的形制、位置等，均作了详细考证与规定，确定“用石碑，高九尺，广三尺五寸，厚尺二寸，立坛丙地，去坛三丈以上，以刻书”。所谓“立坛丙地，去坛三丈以上”，是说刻辞碑应立在封禅坛以南三丈以外的地方。丙是火的代称，在五行中火代表南。汉代3丈，约合今7米。由此推断，始皇刻石亦应在封禅坛以南7米以外的地方。去封号碑亭正处在始皇封禅坛南下约7.5米处(水平距离)。

②明正德五年以前，秦泰山刻石仍在原址。有以下几则《游泰山记》可证。

金元好问《东游记略》云：“岳顶四峰，曰秦观，曰越观，曰周观，曰日观。秦观有封禅坛，坛之下有秦李斯碑，唐、宋摩崖。”

元好问所称秦观，即泰山极顶，今称玉皇庙，秦汉封禅坛皆在庙院前后。从元好问叙事的顺序看，玉皇庙之下是秦李斯碑，再下是唐、宋摩崖。唐、宋摩崖至今尚存。由此可知，金代时期，秦泰山刻石仍在极顶玉皇庙和唐摩崖之间的去封号碑亭处。

元至元二年杜仁杰撰《张宣慰登泰山记碑》云：“暮至绝顶，见山影黕黑，偃卧无际。顷观李斯碑，仅得数字，其余漫不可识。下自登封台，皆历代摩崖，亦复剥落殆尽，唯开皇御制《纪泰山铭》，其字大如碗，深几寸，泥金错落，犹有存者。”

这段记载也明确告诉我们，杜仁杰在极顶上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黑色山影，稍下片刻，看到的是李斯碑，再下，看到的是唐摩崖，与元好问的记载完全一致。

明正德五年(公元l510年)，尚书乔宇《游泰山记》云：“稍上，是为东岳庙，摩崖碑在焉。碑高二丈，广一丈五尺，其文为唐玄宗御制《纪泰山铭》，其书隶，其立之年为天宝，遂题名于上。又上，为极高处，有玉皇殿，殿南为始皇封禅碑，即除道至山巅览秦颂功德碑，碑高二丈许，其文秘石套内。”

乔宇所称“始皇封禅碑”，即秦泰山刻石。所称“秦颂功德碑”，即今存无字碑。由乔宇的记载可以看出，在明正德五年，秦泰山刻石仍在原址。

③明嘉靖以后，秦泰山刻石移置到碧霞祠西墙外的玉女池旁，嵌于“斯碑岩”上。详见下列游记。

嘉靖三十七年(公元l558年)，王世贞《游泰山记》云：“行可里许为元君祠，……其右为御史所栖。后一石，三尺许，刻李斯篆二行。一石池，纵广及深具二尺许，亦曰“玉女池头盆”也。

  以上王世贞所云“元君祠”，即今碧霞祠。所谓“其右为御史所栖”，即碧霞祠西墙外的明代西公署，在今玉女池之南约l0米处，其额曰“仰止亭”，凡达官贵人皆止宿于此，清乾隆前已毁亡(见《泰山道里记》)。所谓“玉女洗头盆”，即今之玉女池，其西约5米有一巨石，高8米许，形似山峰，其上刻“天柱峰”三字，其下刻“斯碑岩”3字，秦泰山刻石残石即嵌于此石上。

 万历五年(公元l577年)，王世懋《东游记》云：“余回署中，书记游姓名纸上，将勒之石，袖腕僵不能出，须火乃成书，高寒异下界乃尔。书罢，往舒公所观李斯小篆石，石函岩壁间，尚余数行可读，天护神物也。其旁为玉女池，记之亦一胜云。” 

万历十一年，吴同春《登泰山记》云：“顶前为元君祠，右为公署，贾守迎余署前，守尝为余属者。天暝且雪，不及谒元君。署后观玉女池，与贾守共摩秦篆碑读焉。碑嵌岩中，止存三十字。宋刘跛曾得二百念二字，今且缺石之半。细瞩右旁，仿佛犹见字形。”

万历十一年钟宇淳《泰山纪游》云：“已复折而下，礼碧霞君，……宫右侧有玉女泉，为亭冠之，相传即玉女洗头盆……又右，石三尺许，为李斯断碑，自是秦以前物。”

六年后，吴同春再游泰山，于万历十七年撰写了《续游泰山记》，他说：“五鼓起观日，与余昔年所见无异，不具述。其诸所经历，有如昨日，何异一梦。回，饭舍馆，复读秦篆碑，与刘跤所记稍不券合。苦三面嵌壁不能尽辨，令数力士出诸壁，乃知仅存刘所云之半。刘谓正面七行，今只存右畔三行，而其三面欲就岩安置，各加凿削，俱非当时之旧矣。涤洗拓摹，字形隐隐莫辨，第得石之真面目，与无字碑莹泽无异。外视粗顽，其理若此，天下事类此者多矣。已，令数力士复嵌于壁，恐数千年物又损坏自今也。”

万历十六年(公元l588年)，王士性《岱游记》云：“入公署，视玉女池，冻雪未消。池头立石。高五尺余，摩之只得“臣斯”以下二十九字，秦李斯断碑也。”  

万历二十七年(公元l599年)，谢肇涮《登岱记》云：“余居祠右公署，署后树李斯断碣，循而读之，通四行，首二字无已刓毁，仅得“臣斯”以下二十九字耳。旁有玉女池，山顶常苦乏泉，独是池未尝竭，疑有神物护之。”

由以上7篇游记可以看出，从明嘉靖三十七年至万历二十七年的40年间，秦泰山刻石既不在原址，也不在碧霞祠东庑，而是在碧霞祠西墙外侧的玉女池旁，时仅存29字。有人认为明嘉靖间，北平许某将秦刻石移置碧霞祠西庑壁间，误也。

④明万历二十七年以后，北平许某将秦泰山刻石残碣移置碧霞祠东庑壁间，具体移置时间不详。此后，秦泰山刻石屡遭劫难，损坏尤为严重。据徐宗干、俞庆澜《跋语》刻石记载，清乾隆五年(公元l740年)碧霞祠毁于火，此石遂亡。嘉庆二十年(公元l815年)春，泰安旧尹蒋因培率邑人柴兰皋，在玉女池中觅得残石二块，尚存“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”l0残字，嵌置岱顶东岳庙西之“宝斯亭”内。道光十二年(公元l832年)，东岳庙西墙圮，“宝斯亭”被乱石压盖，泰安县令徐宗干“亟索残石于瓦砾中”，嘱道人刘传业把残石移至山下，嵌置岱庙西道院壁间，并刻跋语碑记载事情经过。光绪十六年(公元1890年)石被盗，县令毛蜀云大索10日，盗不得出境，复得石于城北关桥下(见《泰山小史》)。宣统二年(公元l910年)五月，泰安县令俞庆澜恐风雨剥蚀，在岱庙环咏亭附近建石屋一所，将残石嵌于屋内，周围铁栏保护(见俞庆澜《跋语》刻石)。1928年春，国民党省政府驻泰，改岱庙为中山市场，环咏亭被毁，移残石于岱庙东御座院内，解放后就地嵌于亭内保护至今(见《泰山小史》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