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石在泰山极顶玉皇庙山门前8米处，因通体无字，故俗称无字碑。通石由石柱、顶盖石和顶柱石三部分组成。石柱高495厘米，左右二侧面上宽69.3厘米，下宽83.2厘米；前后二面上宽ll0厘米，下宽124.7厘米；四隅棱面宽皆约4.93厘米。石柱之下无榫，直接下寝于自然石穴内。顶覆顶盖石，呈覆斗形，类似四阿式屋顶，高40厘米。斗沿厚13.8厘米，左右长l66.4厘米，出檐28.2厘米；前后宽97厘米，出檐13.8厘米。顶盖石无任何纹饰，其石质与石柱同，皆为花岗岩质。顶盖石之上为顶柱石，高60厘米，左右宽30厘米，前后厚20厘米，最顶部略呈圆形，亦无纹饰，其石质为石灰岩，疑为后人更换。因此石无一字痕可考，故对立石人及立石年代众说不一。清以前多传为秦始皇立，说秦始皇功德难铭，又焚书黜字，故所立石也“一字不錾”。明乔宇、王世贞、王世懋、高诲、吴同春、于慎行等《游泰山记》，皆云“岳顶玉皇祠前有秦皇无字碑”，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力辩众说，改定为汉武帝立。他在《日知录》里说：“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，按秦碑在玉女池上，李斯篆书，高不过四五尺，而铭文及二世诏书咸具，不当又立此大碑也。考之，宋以前亦无此说，因取《史记》反复读之，知为汉武帝所立也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云‘上泰山，立石，封祀’，其下云‘刻所立石’，是秦有文字之证，李斯篆是也。《封禅书》云：‘东上泰山，泰山草木叶未生，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，上遂东巡海上。四月还至奉高，上泰山’。而不言石刻，是汉石无文字之证，今碑（指无字碑)是也。《后汉书》亦云：‘上东上泰山，乃上石立之泰山巅。’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，而后之不读史者，误以为秦耳。”郭沫若先生也主此说，他的《登泰山观日出未遂》诗：“夙兴观日出，星月在中天。飞雾岭头急，稠云海上旋。晨曦光晦若，东辟石巍然。摩抚碑无字，回思汉武年。”世人称无字碑为始皇立，仅传说而已，并未有令人信服的证据。顾炎武改定为汉武帝立，也只是依据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不言“刻所立石”这一事实，证据仍欠充分。而且许多历史记载与顾炎武的结论不符。郭沫若先生的结论有何依据，至今不得而知。现将有关历史记载一一列出，并以此为据，将其历史真相详细说明如下。

一、顾炎武提供的依据不足为凭。在《史记·封禅书》里，司马迁不仅对汉武帝在泰山立石的记载，只言“上石立之泰山巅”，不言“刻所立石”；对秦始皇在泰山立石的记载，也是只言“上自泰山阳至巅，立石颂秦始皇帝德，明其得封也”，同样不言“刻所立石”。按顾炎武的推理方法，秦始皇的立石也应无文字，这显然与史实不符。由此可见。不言“刻所立石”，不等于立石无文字。

为什么司马迁同是记载秦始皇在泰山立石的事件，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里，既言“立石”，也言“刻所立石”，而在《史记·封禅书》里，只言“立石”，不言“刻所立石”呢?仔细阅读司马迁的记载不难发现，在记载帝王立石的事件时，凡著录立石铭文，则先言“立石”，再言“刻所立石，其辞日”，或绕言“立石刻，其辞日”。他在《秦始皇本纪》里，凡记始皇立石七处，除峄山立石外都著录其铭文，故记载方法皆如上说。峄山立石也刻有铭文，司马迁为何不予著录，有待进一步考查(详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。在《史记·封禅书》里，凡记秦始皇、汉武帝在泰山立石二例，因皆未著录立石铭文，所以只言“立石”，不言“刻所立石”，更毋须言“其辞曰”。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、《汉书·郊祀志》和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，对汉武帝在泰山立石的记载都是如此。由此可知，只言“立石”，不言“刻所立石”，并不是因为立石无铭文，而是因为未予著录。更不能以此为据，说无字碑为汉武帝立。

从众多的历史记载可知，凡帝王封禅泰山必有立石，立石必刻铭文，汉武帝之立石也不例外。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云：“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，刻之日：‘事天以礼，立身以义……。’坛广十二丈，高三尺，阶三等。必于其上，示增高也；刻石纪号，著己绩也。”班固《白虎通·封禅篇》亦云：“故升封者，增高也；下禅梁父之基，广厚也；皆刻石纪号者，著己之功以自效也。”所谓刻石纪号，即立石刻纪帝王的功绩，以示于天下，流传百世。像汉武帝这样好大喜功的帝王，不可能只立石而不刻文字。

二、汉武帝登封泰山的立石刻有铭文，并非无字。据《后汉书·张纯传》记载：“中元元年，帝乃东巡岱宗，以纯视御史大夫从，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。”张纯所上的元封旧仪，即汉武帝元封元年封禅泰山的礼仪；所上的刻石文，即汉武帝封禅泰山时立石的铭文。此铭文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时未予著录，班固作《汉书》也未著录，到东汉末年，泰山太守应劭才把汉武帝立石的铭文详细著录在《风俗通义》第二卷里。其后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即引用应劭著录的铭文作为汉武帝登封泰山时立石的注解，刘昭补并注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时，又引用此铭文作为汉武帝“上石立之泰山巅”的注解。《风俗通义》著录的武帝立石铭文至今尚存，现摘录如下：

“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，刻之日：‘事天以礼，立身以义，事父以孝，成民以仁。四守之内，莫不为郡县，四夷八蛮，咸来贡职。与天无极，人民蕃息，天禄永得。’”

应劭，字仲瑗，东汉汝南郡南顿县(今河南项城县境)人。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兴平元年(公元l90一194年)任泰山郡太守，同时撰写了《风俗通义》一书。他熟悉两汉的典章制度，勤于著述，一生除著有《风俗通义》外，还著有《中汉辑叙》、《汉官仪》和《汉书集解音义》等。后人普遍认为，“汉代朝廷制度、百官仪式所以不亡者，由劭记之”。汉武帝在泰山的立石铭文之所以不亡者，亦应归功于应劭。应劭任泰山太守的时间，距汉武帝登封泰山仅三百年，他著录的武帝立石铭文是可信的，所以被后来的颜师古、刘昭引用。有人认为应劭著录的铭文非武帝所为，有可能是秦始皇、光武帝或汉章帝、安帝所制，其实不然。据历史记载，应劭所在的时代以前，在泰山立石的帝王只有秦始皇、汉武帝和光武帝，章帝、安帝虽然也来过泰山，但未见其有立石的记载。秦始皇、光武帝的立石都另有铭文在，且始皇为了合“五德之数”，“刚毅戾深，事皆决于法，刻削毋仁恩和义”(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，其立石铭文绝不会有“立身以义，成民以仁”的辞句。应劭著录的铭文为汉武帝所制无疑。

三、从泰山无字碑的形制看，它既不属于碑，也不属于碣，而是石阙。关于碑与碣的形制，许慎《说文》云：

“碣，特立之石也。”又云：“碑，竖石也。”

唐李贤注《后汉书·窦宪传》时，对碑与碣的形制又作了具体说明：

“方者谓之碑，圆者谓之碣。”

此说甚是。后人一般都认为，所谓碣，都是指上小下大，上圆底平，文字环刻于四周的立石。秦始皇刻石纪号，大开立石之风，其所立石皆为碣。所谓碑，是指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石。至今为止，在东汉以前未见在碑、碣之上覆石盖和顶柱石的记载。

从现存东汉以前石阙的形制看，主要有阙柱、顶盖石和顶柱石三部分组成，顶盖石多为屋顶形出脊，无字碑亦如此。由此可知，无字碑实不属于碑，也不属于碣，而是石阙。所谓无字碑，俗称而已。明王世懋对此很有见地，他在《登岱记》中云：“垣之前跨高标，秦皇帝无字碑也。碑形广厚四尺，上为幢盖，余断为非碑，盖既封而标识其巅耳。”

四、无字碑是秦始皇立的石阙。其主要依据有三。

其一，泰山无字碑的形制与秦琅琊刻石的形制相似，所不同的只是琅琊刻石没有顶盖和顶柱石。孙何《碑解》云：“是石（指无字碑）在山绝顶玉皇庙外登封台下，……或曰石表，或曰神主石，或言其下有金书玉简。立于何时顾氏扎史书记载似有依据。但考其广狭长短制度，与琅琊刻石相符，或亦是始皇立而示刻者。果是汉石，何以毫厘与秦碑不爽。”孙何的见解是有道理的。

其二，无字碑的长短广狭尺寸符合秦代“数以六为纪”的制度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：“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，以为周得火德，从所不胜。方今水德之始，改年始，朝贺皆自十月朔。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。数以六为纪，符、法冠皆六寸，而舆六尺六尺为步，乘六马。”其意谓，始皇采用五行之德始终相次之说，认为周为火德，秦既灭周，能灭火者水也，故谓秦为水德。水，北方，黑终数六，故数以六为纪。始皇的“数以六为纪”是否推行到其他领域，有待进一步考察但从现存的秦代石刻资料看，凡涉及到数，都符合“数以六为纪”的制度，现仅举几例

①清阮元《山左金石志》所记秦琅琊刻石的长短广狭为(误差±1寸)：

左右面宽2尺5寸(清尺)，合秦尺约36寸；

前后面上宽3尺，合秦尺约42寸；

前后面下宽6尺，合秦尺84寸；

高1丈5尺，合秦尺约216寸。

以上的36、42 、84 和216 ，分别是6的6倍、7倍、14倍和36倍，即6的加倍，符合“数以六为纪”的制度。

②秦泰山刻石的22个字行在四个面上的分布，也符合“数以六为纪”的制度。据宋刘歧《秦篆谱序》记载：“政和三年秋复宿岳顶，亲以毡椎从事，始得完善。四面总二十二行，行十二字。从西面起，以北、东、南为序，西面六行，北面三行，东面六行，南面七行，其末‘制曰可’三字，复转在西南棱上。”由此可知，22个字行在4个面上的分布为6、3、6、6的格式，最后一行“制曰可”三字在西南棱上。为什么刻在棱上，值得深思，很可能是为了凑成6、3、6、6的格式。其中3是6的减倍。

③秦始皇在全国凡刻石七处，其铭文的句、韵、段的组合格式，同样符合“数以六为纪”的制度。《秦泰山刻石》、《秦峄山刻石》、《秦芝罘刻石》、《东观刻石》和《碣石刻石》的铭文，都是3句为l韵，6句为l段，形成6段、l2韵、36句的格式。《碣石刻石》的铭文，司马迁只著录其9韵，疑脱录3韵。《秦会稽刻石》的铭文为12段、24韵、72句的格式。《秦琅琊刻石》虽然2句为l韵，但仍然是6句为l段，形成l2段、36韵、72句的格式。(详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

再看泰山无字碑的长短广狭尺寸：

四隅棱面宽约9.3厘米，合秦尺约3寸；

左右二侧面上宽69.3厘米，合秦尺30寸；

左右二侧面下宽83．2厘米，合秦尺36寸；

前后二面上宽ll0厘米，合秦尺48寸；

前后二面下宽l24厘米，合秦尺54寸；

阙柱高499厘米，合秦尺216寸。

以上3是6的减倍，其余的30、36、48、54和216，分别是6的5倍、6倍、8倍、9倍和36倍。可见泰山无字碑的形制符合“数以六为纪”的制度。

其三，从无字碑所处的位置看，马第伯《封禅仪记》记载的始皇阙就是无字碑。马第伯是东汉光武帝登封泰山的侍从官，他自称在光武帝登封之前，于建武三十二年二月，与70人先上山视察封禅坛等设施，他记载说：

“早食上，晡后到天门。郭使者得铜物。铜物形状如钟，又方柄有孔，莫能识也，疑封禅具也。得之者汝南召陵人，姓阳名通。东上一里余，得木甲，木甲者，武帝时神也。东北百余步，得封所，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，汉武在其北。二十余步得北垂圆台，高九尺，方圆三丈所。台上有坛，方丈二尺所，上有方石，四维有距石，四面有阙。”

以上马第伯所记几处主要地段的距离比较准确，与现在实测结果基本一致，可能与他专为皇帝封禅作准备有关。马第伯所称“天门”，即今南天门，距碧霞祠约540米，合汉尺约0.5公里余。由此可知，木甲神之所，即今碧霞祠处。马第伯称“东北百余步得封所”，是指从木甲神之所到光武帝封禅坛之所为百余步，百余步相当今138.6米多。经实测，从碧霞祠到岱顶玉皇庙山门恰为l44.7米(直线距离)，与马第伯所记的“一里余”相合。由此可知，光武帝封禅坛在玉皇庙山门附近。所谓“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”，是指李斯刻石和阙在光武帝封禅坛之南(即今玉皇庙山门之南)，无字碑正处在玉皇庙山门南八米处。由此断定，马第伯所说的“始皇阙”，就是现存的无字碑。

从马第伯的记载可清楚地看出，秦汉封禅台都在极顶玉皇庙院前后，皆因山就势而建，以示增高。始皇封禅台在岱顶无字碑前，台前为高约20米的半圆形悬崖，形势最为穹崇。汉武帝封禅台在极顶最北沿，即马第伯所称“二十余步得北垂圆台”，台后(北)为高约十米的半圆形悬崖，其形势比始皇封禅台稍次。汉光武帝封禅泰山时，理想的建台地址先后被始皇和汉武帝占用，故诏令梁松“欲因故封石空检，更加封而已”。梁松上书争之，认为“今因旧封，窜寄玉牒故石下，恐非重命之义。受命中兴，宜当特异，以明天意”(见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)。遂不用旧封，将封禅台筑在秦皇、汉武之间。从马第伯的记载可知，台为圆形，其上有坛。坛为方形，四角有距石，四边有阙。圆台象天圆，方坛象地方，四角之距石象维系大地的“地维”，四边之阙象通往天宫的大门。从无字碑所在的位置看，它应是始皇封禅坛北边的石阙。

立阙以象门，在秦始皇时期不只泰山一例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始皇三十五年建阿房宫，“周驰为阁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。表南山之巅以为阙。”并“立石东海上朐界中，以为秦东门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·东海郡》记载：“朐，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。”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云；“游水又东迳赣榆县北，东侧距海，有秦始皇碑在山上，去海一百五十步，潮水至，加其上三丈，去则三尺。所见东北倾石，长一丈八尺，广五尺，厚三尺八寸……。”《宝刻类编》亦有“海州有始皇朐山碑”的记载。按赣榆、海州、朐山皆在今江苏省连云港市附近。朐，即朐县，秦置，治所在今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侧，汉属东海郡，北周建德六年改名朐山。赣榆，位于江苏省东北角，与山东接界，今属连云港市。海州，古州名，治所在今龙沮(今连云港市灌云西南)，北齐移治朐县。由此可知，上述文献所记载的“始皇立石”、“秦始皇碑”、或“始皇朐山碑”等，都是指始皇三十五年在东海边朐县境内所立的石阙，以为秦东门的标志。从《水经注》的记载可知，此阙在北魏时期已经倾倒，对其顶盖石、顶柱石的形制，已无从查考，所以郦道元只记载了阙柱的高为一丈八尺(约合4.99米)，广五尺(约合l.39米)，厚三尺八寸(约合l.11米)，与泰山无字碑基本相似。不难看出，朐山石阙也是断定无字碑为始皇立的有力证据。

综上所述，所谓泰山无字碑，俗称而已，实为石阙，它是秦始皇封禅坛上北边的石阙，非汉武帝所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