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明代开始，泰山石刻的内容开始有了更多的人文关怀。明朱元璋《去东岳封号碑》可作为一个象征，标志着在较高的文化层面上，人们对于泰山神的“神性”已经可以进行分析，而不再是一味地盲从。这一点则在乾隆题泰山的诗篇中，表露得更为直白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泰山的石刻就“顾左右而言他”，也可以谈谈山间的施茶人，谈谈文化，谈谈传说，谈谈钱，随便谈谈。这就成了泰山碑文中的小品文或杂文。

2003年2月15日，笔者考察白龙池石刻群，发现一处明嘉靖甲辰(1544)题刻，颇有意味：“安岳汤绍恩副使、蒲坂杨博，从巡抚都御使当涂端公祷于此。有僧迎而告曰：‘此白龙池也。岁旱祷辄应。传谓不可无纪。’绍恩乃书诸岩石，令泰安守仲言永勒之。”此乃泰山上第一篇精彩小品文。

无独有偶。2003年5月3日，笔者在扇子崖又发现汤绍恩同样很有意思的《仙人掌题跋》：“此峰俗呼，‘扇子崖’。蒲坂杨博过之，谓宜更为‘仙人掌’。安岳汤绍恩曰：‘善。’遂大书刻之。”又一小品。

经石峪摩崖东侧，有汪玉的《历代文论》刻石，刊刻于明嘉靖四十一年(1562)，铭文楷书，凡500多字。作者汪玉，字汝成，自号默修居士，浙江宁波人，正德进士，历湖广按察司佥事，累迁佥都御事，巡抚奉天。著有《四书粹义》、《书经存疑》、《杂录记》、《敝箧留稿》等著作。此篇文论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，以朴素、辩证、发展的眼光，对从《尚书·虞书》以来的历代经典作家的文风逐一进行评价，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，指出“文以时为至”，“时也者，天地不能违，而况于人乎，况于人之言乎”!这其中的道理同于清代刘熙载《艺概》所说的“秦碑力劲，汉碑气厚，一代之书，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”。

嵌于万仙楼门洞西墙的《朱自然等施茶记碑》，立于明万历三十八年(1610)，莱芜郭沐恩撰文。碑文记述朱自然等数十人在泰山结社，每至盛夏为过往登山者施茶。三年下来，想请作者写个片言只语“以铭片心”。于是作者“因探其心”，反问：“无为而为者，虽私，公也：有为而为者，虽公，私也。世之托名射利，最下也。予故洞谅，尔众知其鄙而不为意。毋乃解脱未了，芥蒂尚留，将祈贶于神乎?将种惠于人乎?抑将传名好施，长前修来世因乎?有一于此，亦是利根未拔耳。”一番诘问，说得数十人“默然良久”，才回道：“是诚何心哉?触之一念，行之三年，问之吾，吾不知也。”作者因此感叹：“生一邑者。几曾施一邑?主一郡者，几曾施一郡?主九有者，几曾施九有?而今一匹夫，捐资所沾沃者，动至百千亿万人，不可指数。嗟乎!儒子多言传济释行，先勤布施，可谓兼之矣。”这样一群小人物，这样一件小事情，作者却以小见大，以对话形式，写出这样一篇意深旨远的文章来，有悬念，有起伏，有波澜，有滋味。

斩云剑以北、云步桥以南，泰山盘路路东巨石上，刻有1916年李星源以隶书撰写的杂文《泉》：

余来岱之次年，岁在丙辰。是年春，暴风甚多，寒暖不时。余因之而病。病后因阿堵物有感曰：“是物也，何物也?得之则生，弗得则死，岂西人所谓人生之第二生命者耶?然英雄豪杰为汝坟黑其心，灭其性，变易其操守，至死不悟。己不能致者，必欲强人以致之。汝之势力，不可方物，无论如何不可捉摸之。生龙活虎，一入铜臭范围，立时与至无灵之蠢鹿顽豕等，真可叹也。”余老矣，不能从诸君后，请拭目以观之。

对泉(钱)发难，慨叹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。这样一篇杂文，刻在泰山盘路上，旨地惊醒世人。以泰山石刻艺术之博大，就具有了对各种思想、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和强烈的吸收力。